这个问题应当引起重视。

例如，遵循廉洁义务之主体范围，通常即属于监察法学所研究之监察对象。民主正当性原则之缺陷，在于容易牺牲少数群体的利益，其正当性之补强一方面需要结合共识型决策模式的优势[7]（P48），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必须秉持以人权保障原则作为监察法治的价值取向和最高标准。

二是同级监察机关之间的横向组织关系。另一类是独立一级监察机关的派驻机构和派出专员。这对监察法学研究亦有借鉴意义。我国当前的国家监察模式与前述三种情形皆有差异。我国监察法学应建立在社会主义国家权力监督原则和民主集中制等理论学说的基础上。

值得注意的是，国家监察法学研究范围并不限于我国国家监察理论与实践本身，还包括从相关视角切入而开展的研究。另一方面，还要注意强化自我监督和外部监督，避免灯下黑。因此，本文主体部分的前半部分着重讨论历史法学派因萨维尼早期制定法实证主义（Gesetzespositivismus）和晚期民族精神说（Volksgeistlehre）两种倾向造成的流派分裂，即日后产生的罗马法学派（Romanistik）和日耳曼法学派（Germanistik）之间的方法论对峙。

[1] 因此，两种方向倾向在萨维尼那里同时存在而又无法相融，其中内在的紧张关系必然导致方法论上的分裂。实证主义方法在私法领域的成功是公法永远无法企及的高度，因为公法必须保留价值的空间，实证主义在公法领域中的失败是必然的。然而萨维尼的历史法学派几乎在一开始就走向分裂并非偶然。[12]617这是他最成功的地方，也注定是他最失败的地方。

从唯心论的概念现实主义（idealistisch Begriffsrealismus）和自然主义的类比中得出的建构法理学（Konstruktionsjurisprudenz）在此期间受到了普遍的排挤。起先，以概念的构建与体系化为主旨的罗马法学派在私法领域取得了绝对的统治地位，随后，当此成功经验被无保留移植到公法领域时，遇到了以法律-政治关系为基本议题的日耳曼法学派的强烈抵制。

如果不加区别而笼统地指称历史法学派，容易在方法论上造成诸多误解，对于我们考量历史法学派对法学理论的成果造成干扰。因为此在这样的综合下面是没有理论的深刻性和连贯性而言的。基于历史的认识和基于体系的认识往往是不一致的。他在此阐发的经典解释方法，归根到底是以法的确定性为基础的主观解释。

与早在跟萨维尼并肩联手创立历史法学杂志的艾希霍恩（Karl Friedrich Eichhorn,1781-1854）, 同样于就于首刊中发表了文章。最终造成的结果是，萨维尼的学说继承者们各有侧重地选择了其中一端。在德国的人文科学发展历程中，18世纪70年代代表了一个决定性的转折。而其历史主义一端则经由艾希霍恩（Eichhorn）、基尔克（Otto von Gierke）的日耳曼法学派的发展，及至延伸到现代法律社会学的领域如艾利希（Ehrlich）的自由法学。

二、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集反题于一身的萨维尼 十八世纪七十年代的德国人文学科经历了一场决定性的转折。上世纪20年代，帝国公法学的集大成者耶利内克（Georg Jellinek, 1851-1911）为国家法方法策略所作的最后的努力已经达到极限，在1900出版的《一般国家法》当中，他试图把国家的作为公法主体的事实性（历史经验性）和规范性（法律约束性）揉和在一起，形成他著名的国家本质两面论（Doppelnatur des Staates）。

[23]耶利内克擅长综合和协调，从表面上看，他调和了最终不能调和的东西：哲学唯心主义、实质的法理念、历史形而上学（他自己的发明）、法学实证主义以及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因此，目前为止几乎所有的讨论都集中在历史法学派在私法领域的成果，而其在公法领域的影响乃至负面影响甚少被提及或考虑。

以具有鲜明特色的特里佩为例，虽然其理论根基仍然来自于实证主义，但他力图在历史和政治利益之间建立一种动态的联系。注释: [1]陈颐. 萨维尼历史法学方法论简释——以《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为中心[J].比较法研究, 2005(5):125-136. [2]阿图尔·考夫曼.当代法哲学和法律理论导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 [3]SAVIGNY. über den Zweck dieser Zeitschrift[J]. Zeitschrift für geschichtliche Rechtswissenschaft,1815,1:1-17. [4]陈爱娥.萨维尼：历史法学派与近代求学方法论的创造者[J].清华法学,2003(3):74-102. [5]克里斯·桑斯尔.德国政治哲学：法的形而上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314. [6]FRANZ WIEACKER. Wandlungen im Bilde der historischen Rechtsschule, Vorbemerkung[J]. Schriftenreihe / Juristische Studiengesellschaft Karlsruhe. Karlsruhe: Müller, 1967(77):12. [7]林端.德国历史法学派——兼论其与法律解释学、法律史和法律社会学的关系[J].清华法学(3):34-62. [8]FRANZ WIEACKER. Wandlungen im Bilde der historischen Rechtsschule, Vorbemerkung[J]. Schriftenreihe / Juristische Studiengesellschaft Karlsruhe; Karlsruhe: Müller 1967(77):12. [9]RUDOLF VON JHERING. Unsere Aufgabe[J]. Jahrbücher für die Dogmatik des heutigen römischen und deutschen Privatrechts, 1857(1):1-52. [10]CARL FRIEDRICH VON GERBER. System des deutschen Privatrechts, Jena: Dufft, 1848, Vorwort. [11]PAUL LABAND. Das Staatsrecht des Deutschen Reiches, Tübingen, 1894(1), Vorwort:6. [12] 米歇尔·施托莱斯.德国公法史1800-1914[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7:418-424. [13]CARL FRIEDRICH VON GERBER. Grundzüge eines Systems des deutschen Staatsrechts[M]. Leipzig:出版社,1865, Vorwort. [14]CARL FRIEDRICH VON GERBER. System des deutschen Privatrechts, Jena: Dufft, 1848, Vorwort. [15]WALTER WILHELM. Zur juristischen Methoden Lehre im 19.Jahrhundert, Frankfurt/M, 2.Aufl.2003. [16]WERNER FLUME. Savigny und die Lehre von der Juristischen Person[J]. Festschrift für Franz Wieacker zum 70.Geburtstag.VandenhoeckRuprecht in Göttingen,1978:340-341. [17]KARL FRIEDRICH EICHHORN. über das geschichtliche Studium des Deutschen Rechts [J]. Zeitschrift für geschichtliche Rechtswissenschaft.1815(1):124–146. [18]R.STINGTZING. Wendung und Wandlungen der Deutschen Rechtswissenschaft[J]. Rede zur Säkularfeier des Geburtstags Friedrich Carl von Savigny′s am 21.Februar 1879 gehalten in der Aula der Universität Bonn, Bonn,1879:10-33. [19]OTTO.VON.GIERKE. Das deutsche Genossenschaftsrecht II, Berlin: Weidmann Signatur,1873. [20]OTTO.VON.GIERKE. Naturrecht und Deutsches Recht. Rede zum Antritt des Rektorats der Universität Breslau am 15. Oktober 1882 gehalten, Frankfurt, 1883:7-11. [21]OTTO.VON.GIERKE. Besprechung von Labands Staatsrecht und die deutsche Rechtswissenschaft. Schmollers Jahrbuch für Gesetzgebung, Verwaltung und Volkswirtschaft im Deutschen Reich, 1883(NF7):1079-1195,1114. [22]OTTO.VON.GIERKE. Das Wesen der menschlichen Verbände, Berlin: Schade, 1902. [23]GEORGE JELLINEK. Allgemeine Staatslehre[M].1914:50. [24]CHRISTOPF MÖLLERS. Der vermisste Leviathan[M]. Suhrkamp,2008:113. [25]Hans-Joachim Koch (hrg.): Seminar: Die juristische Methode im Staatsrecht, Suhrkamp, 1977:61-62. [26]MICHAEL STOLLEIS. Geschichte des öffentlichen Rechts in Deutschland: Weimarer Republik und Nationalsozialismus, C.B. Beck,2002:171. [27]HEINRICH TRIEPEL. Unitarismus und Föderalismus im Deutschen Reiche. Eine staatsrechtliche und politische Studie, Tübingen, 1907. [28]S. KORIOTH. Erschütterungen des staatsrechtlichen Positivismus im ausgehenden Kaiserreich, [J]. AöR,1992(117):212-238. [29]ERICH KAUFMANN. Die Gleichheit vor dem Gesetz im Sinne des Art.109 der Rechtsverfassung. Bericht[J]. Vereinigung der Deutschen Staatsrechtslehrer 3, Berlin-Leipzig, 1927:2-24. [30]翟志勇.历史法学的政治成熟[J].历史法学.2013(1):48-56. 作者简介：周育，柏林洪堡大学法学院博士，从事法哲学与宪法理论研究。在20世纪的前20年，国家法实证主义与政治事业的联合显得越来越瞩目。这一组命题发生在法学领域的反映了普遍性社会科学意义的二律背反：对社会生活的科学认识方法到底为何，是否社会真实由其本身，亦即由其实际的诸条件来加以理解的呢？或是由普遍的概念，由简单的元素，即由观念来加以完成的呢？[1] 基尔克代表了日尔曼历史学派第三代遗产继承人对格贝尔和拉班德的批评路线。国家制定法一出，所有的理论构建和学术法的迷障倾刻全都烟消云散，势必引发法学方法上经历了的深刻变化。在因此，特别需要反思的问题是在于，如果历史法学的方法在私法与公法领域的影响殊异，那么，在宪法学理论中是否仍然应当接纳，以及派能否以及如何是否应当使其在在公法中发挥出类似于私法领域中的学科塑造力？本文的任务就在于尝试对该问题加以厘清，以扫除学界在历史法学派方法论的继受上的盲区，进而影响其作为理论借鉴对象的针对性。

尽管早在萨维尼的第一代弟子普赫塔那里，通过概念的金字塔和概念的谱系学最终将法简化成法规范和法概念，概念法学（Begriffsjurisprudenz）的实证主义思潮在私法领域风头强劲，当这场方法论的胜利终于从私法领域漫延到公法领域的时候，给德意志公法理论带来了改天换日巨大的震动。在此过程中，它更多地倾向于面对历史，面向社会现实向社会敞开，也逐渐成为德国社会自由进步的象征。

在此基础上大力提倡社会团体在国家权力运行中的参与作用。[5]314然而，历史法学派虽然以历史命名，却并不是以历史方法作为唯一主张。

进入19世纪之后，正如像赫尔德之于浪漫派一样，历史法学派（historische Rechtsschule）的创始人胡果和集大成者萨维尼继续从德国根深蒂固的浪漫主义-反理性主义的历史主义中汲取营养。他基尔克认为，法学方法倘若要满足真正科学要求的话，它必须是不折不扣的（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方法。

从他对法学方法论的阐述看，法系的体系化方法甚至比历史方法更为重要。及至1866年至1871年小德意志方案的迅速成功，第二帝国取代德意志同盟，对公法研究造成了极大影响。它们在德国的私法和公法领域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后果。因此，站在历史立场上理解的法，它的全部内容是取决于国族的全部过去，而非通过任意而偶然形成的，它产生于国族本身及其历史的深层本质。

[21]1084在坚持历史的东西而反对抽象的东西的立场上，同时要求整体与部分的和谐，反对国家统治的人格化和个人团体的客体化。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源流中，它仍属于最富吸引力而又最难以穷尽的学术研究课题。

德国国家法比私法发展至少滞后一百年的事实证明了日耳曼法学派的保守性，然而在面对空洞无物形而上的公法概念体系的时候，历史和政治的视角无疑具有更接近生活真实的先进性。在这个历史性的方法的转折点上，随着帝国的建立和帝国宪法的完善，国家法的实在法素材已经摆脱了德意志邦国的旧国家法研究对象。

一方面是根植于德国传统思想的历史-政治思维，另一方面是建立在语义分析上的国家法逻辑主义（Staatsrechtslogimus）。这一转向在1925年变得最为明显，以至于他承认说：我们对价值或价值判断的关注比我们的上一代人多得多。

然而随着大小邦国陆续立宪，三月革命前的公法传统得到保留，德意志公法的研究兴趣也随之转向每个邦国国家的宪法和行政法。任何溢出立法者意志之外的法律目的和法律意义因超出法律界限而禁止。从影响范围来看，它的流变可以看作是从法学的历史主义向法学的实证主义倾斜的过程。[3] 由此看来，法学的历史立场首先在于对法的全面而系统的理解。

[28] 因此，在1866年至1914年的这段时间里，格贝尔-拉班德的实证主义与其说是独步天下，不如说是逐渐倒退。法作为民族或共同体的自我理解的外化形式更是如此。

日耳曼法法学派有关法律的历史有机论，最终以完成形态体现在普罗伊斯为魏玛起草的第一部民主宪法当中的著作中。即便是国家法本身也是来自于无所不在的历史时刻。

文章的原标题为：德国公法中历史法学派的方法与影响。[24]113而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基尔克论证的考夫曼（Erich Kaufmann,1880-1972 ），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Gleichheit vor dem Gesetz）法条的起源和意义中引申出超实证主义的（überpositiv）法律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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