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社会权利以所有权归属已定之财富为物质基础、以一国宪法承认和保护的全部利益为本体，表现为宪定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之总和。笔者曾提出并论证了国家权力发展演变所遵循的这样一条基本规律（即国家权力分解定律）：从国家权力产生并具有了成熟的存在形式以后，它就处在渐进但又永不停顿的分解和再分解过程中，直至它被分解完毕。

对于前一种趋势，许多学者都作过论证。国家权力行使权纵向配置重心下移的趋势是在阶段性波动中进行的，因此，在现实的社会经济政治生活中，这个重心的位置总是处在波动状态的，有时在波峰，有时在谷底。英国、法国、美国的宪法性文件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政治宣言都体现出了这两种必然历史要求。因此，在宪政条件下，随着社会权利结构向着这一方向改变，公民运用权利对国家权力进行的监督控制也会加强。而当其跌到谷底时，又不得不向中轴线爬升。

为了有所弥补，本文拟以笔者一向倡导的社会权利分析方法〔2〕为学科分析工具，对国家权力分解定律的表现形式，尤其是它在当代运动的几种趋势作一番评析。他说国民是主人，就是有权的人，政府是专门家，就是有能的人。[33]宪法地位不同就是宪法上不平等，而宪法地位不平等很难说可享有平等宪法保护。

苏俄、前苏联的宪法、民法史给我们提供了这方面制宪、立法的例证，前苏联的法律学说则提供了学理方面的先例。我以为，对于一位只不过是对一部法律草案发表过自己看法的公民，既不必如此褒奖，也大可不必这样贬低。在那个时代，如果有人说私有财与国有财产一样受宪法平等保护，那一定会被认为发了疯。立法、行政、司法均由此获得了方针与动力。

但这与他们代表了多少人没有必然联系。在援引了宪法第11条的规定后，王教授说，强调保护公有财产与私有财产是并举的，绝对不能割裂二者之间的密切联系而对宪法的规定断章取义……实行平等保护是完全符合宪法的。

[15]同样，用相同方式侵害财产的犯罪，如果所侵犯的是非国有财产，刑法将其归入侵占罪，法定最高刑较轻。2004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种情况，确认了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宪法第13条）。[12]《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版，第52页。社会主义法制史上这方面的先例基本上都是给予国有财产以特殊保护。

刑法和民法两种对立的做法都合宪是不可想象的，它们中肯定有一方违宪。特别应该注意的是，中共十三大政治报告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已经给予了社会主义概念以革命性理解，它把中国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同传统的、教条的社会主义彻底区分了开来。当然，我们对同一个宪法条文的理解可能大相径庭。这次若解决不好这个问题，在今后的民事立法和其他部门法的创制过程中还会有同样性质的争论出现。

俄罗斯现行宪法第8条第2款规定：在俄罗斯，对私有制、国家所有制、地方所有制以及其他所有制形式予以同样的承认和保护。说到《物权法（草案）》是否违宪，不少人不从宪法上做合宪性论证，而是借口不争论姓社姓资来否定做合宪违宪判断的必要。

按宪法文本的文义解释宪法，我国现行宪法对不同主体的财产权从而物权的保护应理解为差别保护，不应理解为平等保护。这里的关键是，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客观规律的要求以及宪法之外的任何权威性文献的精神等等都不能证明忽视宪法、违反宪法的正当性。

他还论述了在物权法中坚持平等保护原则的五条理由：平等保护原则是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准确反映。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物权既然是财产权的一部分，厘清宪法对财产权是实行区别保护还是平等保护后，宪法对物权实行区别保护还是平等保护的疑惑就清楚了。法治秩序的基本要求是：下位法文件不违背上位法文件，所有的规范性文件都不违反宪法的条款和精神。我国在1982年修宪时，一大二公仍然是活生生的社会经济现实，私有财产中只有经特别列举的几项受宪法保护，且只限于生活资料。[7]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很复杂，责任也是多方面的，把这些问题与《物权法（草案）》相联系，虽不能说一点道理都没有，但显然根据不充分。

《刑法》首先按区别保护的精神区分了公共财产与非公共财产。[4]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32页。

宪法是一国的根本法，如果一定要区别公法与私法，那么宪法就是既包括公法规范（包括原则、规则和概念）又包括私法规范的根本法，在分类上根本法应该是一个与公法、私法并列的单独的类别。实行区别保护和实行平等保护，因为都有一定宪法依据而又相互对立，这就出现了类似于马克思所说的雇佣工人和老板双方分别要求缩短和延长日工作时间的两种对立要求都有合理性的那种二律背反的情况。

因为，他们所谓应该，其所持的标准是自己的信念，或是非社会主义宪法的标准，反正不是以中国宪法为标准的。宪法原则不能是民法原则，民法与宪法应保持距离。

可谁敢据此说他不懂民法。从这个意义上说，它真正应该是广大公民的事情，法学家、民法学家所能作的，只能是从技术上、形式上把依据宪法形成的、大多数公民所能接受的分配规则记录好，而不应是试图决定其实质内容。我们不妨简要考察美国的几个宪法判例。个人贪污数额在5万元以上不满10万元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

[49]第二个是琼斯诉阿尔弗雷德H·梅耶公司案，此案原告是房屋购买者，被告是房产销售商。所以，他们在解释宪法有关条文时，往往特别重视当年制宪会议的原始记录和制宪会议成员对宪法有关条款的阐释。

[9]如1923年生效的《苏俄民法典》第22条、60条、68条及其附则99条、101条等条文就就分别从客体的广泛性、要求返还的条件的优越性、取得所有权的优先性和受偿顺序的优先性等方面给予了国家财产以特殊保护。苏俄宪法和后来的前苏联宪法中只是规定公有制是该国经济制度的基础或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形式[10]，并没有像我国宪法这样的宣告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条款。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梁教授所要彻底否定的旧的经济体制的基础性内容，实际上就存在于他说这个话时正在实施的宪法中。而与区别保护相对立的只是人们从市场经济中推理出来的要求和规律，情况很不一样。

[59]国有财产是全体国民的，要私有，也得平等分配给公民才算公平，以流失的形式让它们进极少数人的腰包，实际上是一个极少数人剥夺绝大多数人的财产权的过程，很不公正、很不公平。按照宪法这两条的规定，我国的全部土地，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要么属于国家所有，要么按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民法是与每个人的生活关系最密切的法律，其条文理解起来应该说没有特别的难处，真正难弄懂的是决定它们之所以是这样而不是那样的条文背后的社会利益关系、财产关系，而对这种关系的理解说到底是没有学科之分的。上面的很多条款都用彩色笔作了标注。

我们可以参照这些方法和套路来对《草案》贯彻平等保护原则是否合宪做些评论。[38]我国在这个天平上，一边是市场经济的要求、规律，另一边是社会主义制度（从理论上看主要是经济特征）、共产主义道德和价值观。

过去搞一大二公，我们这代人吃它苦头吃得比较多，对那一套特反感。但在基本法的各个基本权利规定里也体现一种客观的价值秩序（Wertordnung）被视为是宪法上的基本决定，有效适用于各种法律领域。

中国的今天与历史上任何时候都不一样了，出现了一些全新的现象，其中最突出的现象之一是私权利的扩张速度非常快。关于这一点，在中国法学界有很大影响的《公法与私法》这部名著的作者美浓部达吉说得很清楚：我是反对那否定公法与私法区别的所谓法一元说的，但是，若过于偏重两者的区别，认为两者的法律关系之性质完全不同，其所适用的原则各异的那种论调，我对之亦未能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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